据统计，2017年，北京市已拥有中医药机构1097家，提供中医药急门诊服务总人次达5760万人次，占全市医疗总人次的25.7%。全市占比不到20%的中医药资源提供了将近30%的医疗服务，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陈蓓在开幕式上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北京是全国中医药事业大发展的一个缩影。事实上，《中医药法》施行一年来，中央和地方相关配套措施陆续出台，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中药新药的研制和生产也获得了系列政策支持。例如，国家已建成专门的中医药科研院所96个，科研人员1.5万人;设立了87个中药筛选、GLP和GCP临床研究中心;建成了21个国家中医药重点实验室/研究室;成立了14个国家级中药科技产业基地。为鼓励医疗机构配置和使用中药制剂，2018年2月12日，原CFDA发布了关于对医疗机构应用传统工艺配制中药制剂实施备案管理的公告。

    地方层面相关政策也在陆续发布。2018年1月25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复了关于贵州省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2016-2030年)。根据纲要，到2020年，中药民族药工业总产值突破500亿元，到2030年，中医药服务领域实现全覆盖，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4月11日，云南省出台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中药饮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大力支持医生处方中药饮片和中成药。而云南省近期印发的《云南省生物医药产业施工图》还明确提出，到2020年现代中药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10亿元的发展目标。甘肃省政府6月2日印发的《甘肃省中医中药产业发展专项行动计划》提出，实施中药材标准化生产、中药现代化制造等9项工程，力争到2025年全省中医药及相关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1000亿元。

    在政策的持续助推下，中医药企业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首批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单位、吉尼斯世界纪录“全球最长寿药厂”的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陈李济”)就是一例。“国家对中医药发展极其重视，已经明确了中医药的地位作用以及中医药发展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这为中医药行业的有序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指导及引领方向，有助于优化中医药发展市场，促进中医药行业服务及贸易形成更加良性的生态。”陈李济董事长石洪超表示，“特别是中医药发展有法可依，对于陈李济这样的药企而言，在中成药药品原料的种植、选购、交易方面都大大提升了便利化程度，有助于减少企业的市场风险。”

    从产业层面来看，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巨大的市场蓝海。数据显示，从1996到2016年，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20年中，中药产业的增长达到36倍之多。其中，中药饮片的规模20年间增长了416倍。而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植所所长孙晓波看来，大健康产业是刚需，而中药是大力发展中药大健康产业的基础。

    事实上，随着中医药产业的巨大市场空间进一步激发，相关企业也将迎来更大发展机遇。《“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推进中医药继承创新。而根据《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制定的中医药行业发展目标：到2020年，中药工业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15823亿元，年复合增速15%，中药企业收入占整体行业比重从29.26%上升到33.26%。

    2017年中成药的增速仅为8.4%，远远落后于医药行业12.2%的平均增速。“中药产业集中度偏低，大型的集约化的集团企业偏少。同时，中药产业的制造水平亟待提升，药品研发投入少，创新能力不足。”在孙晓波看来，中药行业的发展还面临多重挑战。

    事实上，此前不少专家及业内人士都在呼吁加快《中医药法实施条例》的出台，进一步规范发展中医药产业。据陈蓓介绍，《中医药法》颁布以来，北京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已经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和办法，目前正在着手北京中医药发展条例的修订工作。